秦城监狱大门

中国首座监狱——秦城监狱，乃1950年代苏联对我国提供的157项经济和国防援助工程之一。其高级别配置、高标准规格以及优厚待遇，使得秦城监狱被誉为特殊监管的代名词。而一部发生于此的传奇故事，亦成为了历史的一个独特见证。

何殿奎，年届七十八岁，寓居于北京市金融街畔一个陈旧而宁静的住宅区内。尽管与繁华的金融街毗邻，却仿佛置身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

何殿奎于退休前担任秦城监狱监管处的负责人，在秦城监狱及其前身功德林监狱从事监管工作长达近四十年。在业界，鲜有人能与他比肩，见证并熟悉中国政坛高层人物风云变幻的众多面容。

我心中存有这样的疑问：这些资深干部又怎会触犯法律呢？诸多案件让我产生了深深的疑虑。青岛一案中，众多干部被捕却多被证明是无辜的；广东一案，涉案人数更达一二百，同样多数人最终被证明清白。回顾五几年的内部肃反，同样有大批干部被错误地处理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对老干部给予充分的保护与优质的服务，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即可。

编者按：所谓青岛案，是指1955年发生的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内奸嫌疑案件；而广东案，则是指1951年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等人的特务案件。这两起案件均为重大冤假错案，现已得到平反。

近期，他与公安部退休干部汪春耀携手合作，共同撰写回忆录。汪春耀曾在秦城监狱负责审讯工作，因此与作者结识。正如汪春耀所言，他们这些凡人，心中承载了众多关于大人物的传奇故事。

何殿奎的记忆力堪称惊人，他能如数家珍般，无需思索、无需回顾，便将一串串人名与数字娓娓道来。

地毯和鱼翅

何殿奎铭记于心的是1960年3月15日，秦城监狱揭幕的那一天。自那日起，他便投身其中，辛勤工作，直至1992年退休，方才告别了这片热土。

苏联所援建的秦城监狱，由四栋三层高的青砖小楼构成，分别编号为201、202、203和204。法官王文正，在审理四人帮案件的过程中，于《以共和国名义判决》一书中提到，该监狱的设施与条件，明显优于当时中国普通家庭的居住环境。

那是在1980年的岁月，他身为预审员，便在秦城监狱的监房内设办公室。每间监房均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，其中设有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。

王文正或许并不知晓，他所居之处不过是设施最普通的201号监区。秦城之中，四座小楼各自风格迥异。而204号监区的待遇，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奢华。

204号监房的面积约为二十余平方米，地面铺设着柔软的地毯。床铺则是一张可变身为沙发的多功能床。饮食标准参照部长级别的待遇，食材均从东华门的高干供应点精心选购。早餐包括牛奶，午晚餐则提供两道菜和一碗汤，餐后还会赠送一个苹果。

这些苹果新鲜自冷藏库中取出，置于稻糠之中以保持新鲜，运送至现场时，苹果表面还冒着丝丝热气。此外，每位参与者还获得了固体饮料，每盒含12块，足以冲泡一杯清新的柠檬茶。方糖则分为白色与咖啡色两种，供人选择。

日复一日，即便是在面临挑战的时刻亦然。负责为他们烹饪美食的是一位特地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，刘家雄。正是在那里，何殿奎初次目睹了鱼翅的风采。他误以为那不过是粉丝，刘家雄则耐心解释，那实际上乃鲨鱼的鳍。

独刘家雄擅长烹饪海参与鱼翅等珍馐佳肴。日复一日，何殿奎负责为他们送餐。每位食客均享有一个四层高的饭盒，内含米饭、两道佳肴以及一碗汤品。冬季，更以棉罩严密包裹，确保食物的温度得以保持。

各饭盒色彩各异，用以辨识。总计15份。这些分量颇重的囚犯系自功德林监狱的“特监”区域转移而来。1956年7月，功德林监狱设立了一个专门关押高级干部的“特监”区，将他们从各监区集中统一管理，何殿奎担任监管员一职。

特监部门共有八位成员，其中包括前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、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、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、负责特情工作的袁殊、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、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、《人民文学》编委会成员胡风，以及一位公安部局级干部。

秦城监狱竣工后，相关人员悉数搬迁至204监区。与此同时，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及其他青岛案件的主犯，亦从各自羁押地转至此地，共计15位。然而，他们之间却并不相识。

放风区域严格分隔，确保彼此间不发生任何接触。哨兵仅掌握他们的编号信息。除领导之外，唯一知晓他们身份的，仅有204监区的管理员何殿奎一人。

贴身监护潘汉年

年仅23岁的他，自10岁起便跟随革命队伍奔赴延安，20岁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已然成为了一位年轻而资深的革命战士。

那天，何殿奎对那幕记忆犹新，皆因潘汉年的身份格外非凡。潘氏之被捕，乃秘密行动，负责看守的部队并非原驻该地，而是特意从北京市摩托连抽调了一个排的兵力。

在这整个监区中，唯有他一人被单独关押。守卫森严，设有双岗制度，一道守卫在监房门前，另一道则在监区入口处，仅有何殿奎方可通行。在潘汉年初来乍到的前十日，何殿奎便与他同住一室，实行全天候的严密看管。

那些日子，潘汉年几乎日日被带去进行谈话，每次出入都如临大敌，实行严格戒备。谈话的场所并非寻常的审讯室，而是一间会议室，他坐在沙发上，谈话的主持人起初是公安部的一位局长。

何殿奎在一旁细心地奉上茶水。在秦城，负责办理案件的工作人员与监管人员职责分明。前者指的是预审员，他们的职责仅限于处理案件本身；而后者则专注于犯人的饮食、住宿及健康状况。除非遇到特殊情况，预审员不得随意踏入牢房，监管人员亦不得获知案件细节。

潘汉年的案件，何殿奎见证了审讯初期几日的情形。对话虽然平和，却颇为曲折。潘汉年始终缄口不言。经过几日的僵持，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介入，他承诺潘汉年不会丧命，甚至愿意出具字据以证其言，潘汉年这才开始开口交谈。

潘汉年被捕时是来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，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。作为饶漱石的下属，潘汉年自知难逃干系，主动写了交代材料，包括自己曾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那件事，结果为饶、潘、扬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。

不久，饶漱石、潘汉年、扬帆等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相继被监禁。何殿奎犹记，潘汉年的狱中编号为64，袁殊为65，扬帆则是66。而饶漱石的编号则格外特别，为0105，这在整个监狱中是独一无二的。

他对其中的深意始终未能洞悉。谈及对潘汉年这位情报界的传奇人物的印象，何殿奎坦言，该人物身材不高，体型丰腴，沉默寡言，显得极为沉稳，其情绪起伏从不轻易外露。

他的生活节奏井然有序，每晚晚餐过后，他都会在床上闭目静坐，持续一个小时。起初，当哨兵目睹这一奇异的景象时，误以为他已不幸离世，甚至曾匆忙跑去找何殿奎汇报。在狱中，潘汉年曾创作了一部小说，讲述了一位拉洋车者的故事，遗憾的是，那部作品后来却遗失了。

在1963至1964年间，204监区的囚犯们陆续获得释放。潘汉年被安置于秦城监狱的家属区，日常起居依旧由何殿奎悉心照料。那段时间，他的生活颇为惬意，时常前往南边的水库垂钓，或在附近的小汤山镇漫步，与何殿奎谈笑风生。然而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，这样的宁静生活被彻底打破。

秦城有个何殿奎

文化大革命初期，扬帆、饶漱石、潘汉年等人士再度身陷囹圄。当他们重返秦城，所见已非昔日之景。文革前的旧公检法管理体系，已被造反派斥为修正主义，并指责其与囚犯同流合污，因而被全面废除。

1967年11月，秦城陷入军事管理之下。昔日的管理人员皆被下派至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。于是，何殿奎不得不与秦城挥手道别，此一别长达五年之久。直至1972年11月，他才得以重返工作岗位。

他是首批归来的双数之一，如今的秦城已焕然一新。由于众多走资派涌入，使得原有的空间难以容纳，秦城不得不增建了两座四层高的红砖楼，分别被命名为205和206。

该监狱的称谓亦更迭为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七大队。在文革之前，秦城监狱并不以此为名，它曾是公安部预审局，对外则被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。

“七大队？难道不是秦城监狱吗？”自此，秦城监狱的名称才开始广为人知。然而，这个名称从未在正式文件中出现过，也未曾设立任何标识牌，其官方名称依旧保留为“公安部预审局”。

何殿奎自五七干校归来后，被指派至201监区。彼时，该监区关押了共计89名部局级干部。尽管他身为负责人之一，实则无法担负起责任，因上级设有三位军管干部，他仅能作为旁听者参与会议。

近日，秦城监狱发生重大事件，铁道部前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向毛泽东主席上书，曝光了监狱内生活条件恶劣的情况。同年12月，毛泽东主席在信中批示要求周恩来总理处理此事。针对这种极端的审查手段，询问其制定者为何人？应全面废止。随后，工作组进驻监狱进行整顿，并与在押人员逐一交流，问题逐步得到妥善处理。

何殿奎归来，发现熟面孔众多。公安部共有八位部长，其中五位被囚禁于201号牢房。在放风间隙，他只能向他们投以点头致意。潘汉年等人亦被囚于此。潘汉年的容颜显得苍老，头发几乎脱落殆尽。那段时间，他们所食唯有窝头与白菜，肉食难觅。

当时，秦城监狱中最引人瞩目的，是三位因政治变革而陨落的文革新贵，他们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：分别是6821号戚本禹、6822号王力以及6823号关锋。这三位编号，代表了1968年入狱的第21、22、23位囚犯。这种以编号区分囚犯的方式，自文革初期起便沿用至今。

何殿奎评价这三个人时，言道王力老成持重，通常言辞谨慎，颇具理性；关锋则精神错乱，时常恶语相向；戚本禹则不太讲道理，他本是造反起家之人。戚本禹尤擅制造骚动，夜间常大声喧哗，扰得四邻不得安宁，甚至用纸巾堵住监室门上的观察孔，与守卫斗智斗勇。

他声称，我戚本禹早已知晓秦城之中有位何殿奎，瞧你将对我采取何种手段。那时正是七月。何殿奎将我迁至空旷无人的三楼，任我喧哗不止，紧接着，他开启外部的木门，却仅关闭了内部的铁栅，让我饱受蚊虫之扰。

戚本禹高声报告，意图寻找何殿奎。何殿奎却示意哨兵谎称自己外出，要求他三四日后再来。备受折磨的戚本禹，在经历了足够的苦楚之后，终于愿意开口交谈，此后他基本上服从了管束。

最难管的人物

然而，戚本禹并非最难驾驭的人物。1975年4月26日，何殿奎被任命至204监区，晋升为科长一职，专责管束那位颇具心机且难对付的顶级人物——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。

陈伯达在秦城监狱内可谓独一无二的人物。他曾是毛润之主席身边的五大秘书之一，加之年事已高，高层特别强调必须确保其人身安全，并在生活上尽量满足其所需，以便保留其生存的证据。他独居204监区的二楼，两旁设有两名哨兵全天候守卫。他时常在监室内模拟撞击墙壁的动作，此举使得监狱内外日益紧张。

何殿奎是专门被指派来攻克这难关的。他最初移居至陈伯达隔壁的监室，密切监视了一周，才确信陈伯达的自杀企图仅是虚张声势。某日，陈伯达再度企图撞击墙壁，被值勤的哨兵拦下。何殿奎闻讯而至，他示意哨兵放手，并坚定地说：“今日我要亲眼目睹陈伯达能否真的撞得头破血流！”陈伯达于是保持了沉默。

1976年，陈伯达再度掀起波澜。他自称腿脚不便，每日只能匍匐前行至厕所。何殿奎料定他是在装病，遂命王医生前去告知，若再不积极锻炼，他的双腿将永无站起之日。陈伯达心生恐惧，询问是否可借助拐杖。何殿奎答复，无需请示，当即便应允了他的请求。

何殿奎心知肚明，陈伯达所图不过是唤起上层对这被遗忘的角落的关注。1976年9月，当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公告登报之际，他燃起了新的希望：待毛主席的后事处理妥当，江青同志必将派人来与我谈话，我的命运似乎寄望于她。然而，他所期盼的，却是江青同志自身被囚禁于秦城监狱。

何殿奎自204监区辛勤耕耘至1985年，荣升为副处长，自此远离了监管工作的前线。彼时，陈伯达等人已获准保外就医，王关戚亦先后重获自由。潘汉年在湖南的劳改林场不幸病逝，终究未能等到平反昭雪的那一日。